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（2020）辽04民终615号上诉人（原审原告）：蔡某，女，1952年5月19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抚顺市。

被上诉人（原审被告）：魏某，女，1978年1月18日出生，住抚顺市。

上诉人蔡某因与被上诉人魏某继承纠纷一案，不服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法院（2019）辽0404民初2646号民事裁定，向本院提起上诉。

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后，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。

上诉人蔡某，被上诉人魏某到庭参加了诉讼。

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蔡某上诉请求：一，依法撤销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法院(2019)辽0404民初2646号民事裁定书，发回望花区人民法院重新审理；二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。

事实与理由：第一，一审法院理解法律错误。

一审法院裁定：“本院经审查认为，根据法律规定，起诉必须有明确的被告。

本案中，根据对蔡某的询问，除蔡某、魏某外仍存在其他继承人，现蔡某并未提供其他继承人的身份信息，故应视为无明确被告”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关于起诉条件要求“有明确的被告”。

上诉人起诉时所列被上诉人非常明确，包括被上诉人的姓名、性别、出生日期、工作单位、住址和联系方式。

一审法官依职权要求追加被告，遭到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拒绝。

上诉人认为：法院认定原告遗漏被告，可以依职权追加，但是法院不能要求让原告主动追加被告，并且由原告提交新追加被告的身份证户口等证据材料。

另外，根据不告不理的原则，法院应该只就原告起诉的被告审理。

第二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。

一审法院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一十九条，将“本案存在的其他继承人”认定为被告.并要求必须参加诉讼。

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。

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第七十条的规定“在继承遗产的诉讼中，部分继承人起诉的，人民法院应通知其他继承人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；被通知的继承人不愿意参加诉讼又未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的，人民法院仍应将其列为共同原告”，本案是继承遗产诉讼，即使存在其他继承人，也只能将其列为共同原告，而非被告。

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第七十四条的规定“人民法院追加共同诉讼当事人时，应当通知其他当事人。

应当追加的原告，已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的，可不予追加；既不愿意参加诉讼，又不放弃实体权利的，仍应追加为共同原告，其不参加诉讼，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和依法做出判决”。

本案中，经上诉人多方寻找沟通，“其他继承人”拒绝参加诉讼，但同意签订书面放弃继承书，拍摄签字视频，邮寄到法院。

一审法院以“不能认定放弃书效力”为由，拒绝放弃继承书作为证据使用。

第三，一审法院认定“转继承中适用代位继承”不合时宜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》明确规定了代位继承制度，没有规定转继承制度，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在《关于贯彻执行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〉若干问题的意见》第五十二条中规定了转继承的原则。

一审法院认定除蔡某、魏某外仍存在其他继承人。

本案其他继承人的认定，是一审法院采用“转继承后又适用代位继承”而确定的。

上诉人认为“转继承后适用代位继承”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，故不存在其他继承人。

一审法院承认“转继承后又适用代位继承”，扩大了继承人范围，出现“自己继承自己的遗产”怪现象，使几十年不相往来的人参与到诉讼中，这种做法己经不合时宜，更不利于构建和谐家庭伦理关系。

综上，上诉人望二审法院查清事实，依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第三百三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：“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驳回起诉裁定有错误的，应当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，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审理”。

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。

魏某辩称：没有意见。

蔡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：1、判令原告取得位于望花区房屋所有权，房屋价值约50000元；2、诉讼费由被告承担。

事实与理由：被继承人魏东良，1951年1月7日出生，2013年6月14日因病死亡，原告系被继承人的配偶，被告系被继承人与原告的婚生女。

原告与被继承人在婚姻存续期间共同拥有马架子平房一套，现该房已经被拆迁，拆迁后的房屋坐落于望花区，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。

因被告拒不配合办理房屋产权事宜，故原告诉至法院。

一审法院认为：根据法律规定，起诉必须有明确的被告。

本案中，根据对蔡某的询问，除蔡某、魏某外仍存在其他继承人，现蔡某并未提供其他继承人的身份信息，故应视为无明确被告。

因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一十九条、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》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，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