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（2021）湘01民终749号上诉人（原审被告）：刘继安，男，汉族，1952年12月22日出生，住长沙市天心区。

上诉人（原审第三人）：陶秀霞，女，汉族，1957年11月12日出生，住长沙市岳麓区。

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周峰，湖南湘军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刘亚思，女，汉族，1990年10月15日出生，住长沙市岳麓区，系两上诉人之女。

被上诉人（原审原告）：刘利辉，女，1957年8月24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长沙市雨花区。

被上诉人（原审原告）：阳枝仁，男，1955年12月1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长沙市雨花区。

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叶翔锋，北京浩天信和（长沙）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上诉人刘继安、陶秀霞因与被上诉人刘利辉、阳枝仁因所有权确权纠纷一案，不服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（2020）湘0102民初16493号民事判决，向本院提出上诉。

本院于2021年1月12日立案受理后，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。

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上诉人刘继安、陶秀霞上诉请求：1、请求判决撤销一审法院（2020）湘0102民初16493号民事判决书,并依法改判驳回刘利辉、阳枝仁的诉讼请求。

2、判决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、二审全部诉讼费用。

事实和理由：一、一审判决所“查明认定”的事实均属于主观推测，明显偏袒，判决严重错误。

1.刘利辉、阳枝仁与刘继安、陶秀霞之间从未约定“由刘利辉以刘继安的名义购买刘继安的单位集资房”；2.1999年11月，并非刘利辉领取了涉案房屋钥匙及《住户须知》；3.2004年至2005年，并非刘利辉领取了涉案房屋的权证；4.2004年，刘利辉、阳枝仁未对涉案房屋进行装修。

二、刘继安与刘利辉之间不存在任何“借名购房协议”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，判决严重错误。

三、仅凭两被上诉人从2005年后占用涉案房屋的情况，不能够认定俩被上诉人对涉案房屋享有所有权。

四、所谓“借名购房合同”法律性质上应属于赠与，而上诉人从未做过任何赠与的意思表示。

五、诉争房屋本身或购房指标具有经济价值，依法属于两上诉夫妻的共同财产。

六、所谓的“借名购房合同”损害了上诉人陶秀霞的合法权益，陶秀霞有权撤销。

七、因两被上诉人隐瞒和伪造证据，导致本案基本事实无法查清，依法应予以驳回。

被上诉人辩称：原审判决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，该判决符合法律规定，应当予以支持。

上诉人的上诉请求，不应当得到法律支持，请求予以全部驳回。

刘利辉、阳枝仁向一审法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：1.判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口头订立的协议有效；2.确认位于长沙市芙蓉区××屯××村××栋××房归刘利辉和阳枝仁所有；3.刘继安协助配合将长沙市芙蓉区××屯××村××栋××房过户给刘利辉、阳枝仁；4.本案诉讼费用由刘继安承担。

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：刘继安与刘利辉系兄妹关系，陶秀霞系刘继安的配偶，阳枝仁系刘利辉的配偶。

1999年元月，刘继安所在单位进行集资建房，根据政策，刘继安享有购买一套两室一厅房屋的资格。

因无钱购买，刘继安自愿放弃购房资格。

刘利辉与刘继安口头约定，由刘利辉以刘继安的名义购买刘继安的单位集资房。

1999年1月13日，长沙汽车客运发展（集团）公司长南分公司（以下简称客运公司）与刘继安签订《湘运村平房、公铺楼职工住户拆迁过户协议书》，约定过渡安置费为1600元。

刘利辉在该协议上签署“刘继安”的名字，并领取了过渡安置费，后将该款支付给了刘继安。

1999年1月17日，客运公司（甲方）与刘继安（乙方）签订《集资建房协议》，约定房屋的具体位置为长沙市芙蓉区东屯渡狮家老屋九栋204号房，该户控标准为76.93平方米，集资金额总计62047元，乙方处加盖了“刘继安”的私章。

客运公司分别于1999年1月13日、1999年7月26日、1999年11月5日收到集资款30000元、20000元、10000元，并出具了收款收据，收据上载明的付款单位（人）为刘继安。

刘继安明确表示其本人未交纳过集资款。

1999年11月，客运公司将集资房交付给集资人使用，并向集资人发放了《住户须知》。

刘利辉领取了涉案房屋的钥匙及《住户须知》。

2004年4月，刘继安申请办理上述房屋的产权证件，并在《职工个人集资建房产权登记申请表》上申请人处加盖“刘继安”私章。

2004年至2005年，刘利辉领取了涉案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（权证号为××）及土地使用权证，并一直保管两证的原件至今。

2004年左右，刘利辉、阳枝仁对涉案房屋进行了装修，开通了水、电、燃气、电视网络信号，并交纳物业管理费等费用，自住一段时间后将房屋对外出租至今。

《湘运村平房、公铺楼职工住户拆迁过户协议书》、集资款收款收据、《住户须知》、物业费等票据的原件及房屋钥匙均由刘利辉保管至今。

2020年8月，刘利辉、阳枝仁要求刘继安协助配合将上述房屋过户登记至刘利辉、阳枝仁名下，双方发生争执。

2020年8月26日，刘继安、刘利辉召集家人召开了家庭协商会议，未达成一致意见。

2020年9月2日，刘继安以0××6号房产证及国土证遗失为由向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补证，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于2020年9月24日重新向刘继安补发了涉案房屋的产权证，权证号码为202××××7344。

一审法院认定的争议焦点：1、刘利辉、阳枝仁与刘继安是否存在口头的借名购房协议及该协议的效力如何；关于刘利辉、阳枝仁与刘继安是否存在口头的借名购房协议及该协议的效力。

刘继安拥有一个单位集资房的购房指标，因没钱购买自愿放弃购房指标。

由于刘继安与刘利辉系亲兄妹关系，双方口头约定，由刘利辉用刘继安的指标以刘继安的名义购买涉案房屋。

刘继安认为刘利辉不是自己出资购买，而是由刘利辉另行找的卖水果的老板出资购买，且应当向刘继安支付指标费，但刘继安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，也未能陈述卖水果的老板的姓名、特征等，故一审法院对刘继安的该抗辩理由不予采信。

根据查明的事实，涉案房屋登记在刘继安名下，但刘继安未交纳过集资款，从房屋交付至今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未占有使用过涉案房屋，而刘利辉、阳枝仁持有购买房屋的原始凭证、保管房屋钥匙、房产证、土地使用权证等房屋权属凭证，并对房屋进行了装饰装修，长时间占有、使用涉案房屋。

因此，双方成立口头的借名购房协议，该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，合法有效，且已履行完毕，故第三人陶秀霞要求撤销口头借名购房协议，缺乏法律依据，一审法院不予支持。

2.涉案房屋是否为刘利辉、阳枝仁所有。

关于涉案房屋是否为刘利辉、阳枝仁所有。

从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来看，除了涉案房屋登记在刘继安名下之外，刘继安没有任何购买、使用涉案房屋的相关凭据。

而刘利辉、阳枝仁持有《湘运村平房、公铺楼职工住户拆迁过户协议书》、集资款收款收据、《住户须知》、房屋钥匙等购买、接收房屋的原始凭证，长期保管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证及土地使用权证，并对涉案房屋进行了装修，开通并交纳了水、电、燃气、电视网络等费用，且提交了《房屋租赁合同》证明已将涉案房屋出租给他人使用，上述证据足以证明刘利辉、阳枝仁系涉案房屋的实际出资人和实际购买人，并一直占有和使用涉案房屋。

庭审中，刘继安和第三人陶秀霞对刘利辉、阳枝仁自2005年起至今一直占有、管理涉案房屋的事实亦不持异议，故可以认定，刘利辉、阳枝仁为涉案房屋的实际权利人，涉案房屋应属于刘利辉、阳枝仁所有。

刘继安应协助配合将涉案房屋的产权过户登记至刘利辉、阳枝仁名下。

第三人陶秀霞主张其对涉案房屋享有50%的所有权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，一审法院不予支持。

刘利辉、阳枝仁在诉状中陈述，由于刘继安名下登记了涉案房屋，导致刘继安家庭未能享受政府发放的3万元房屋补贴款，刘利辉、阳枝仁同意在房屋过户后向刘继安支付3万元，一审法院对刘利辉、阳枝仁的该承诺不持异议。

综上所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第十条、第四十四条、第六十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第三十三条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一、确认刘利辉、阳枝仁与刘继安之间口头订立的借名购房协议有效；二、确认位于长沙市芙蓉区××屯××村××栋××房归刘利辉、阳枝仁所有；三、刘继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将位于长沙市芙蓉区××屯××村××栋××房的产权过户登记至刘利辉、阳枝仁名下；四、驳回第三人陶秀霞的诉讼请求。

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支付迟延履行金。

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025元，财产保全费2770元，合计6795元，由刘继安、陶秀霞共同负担。

二审中，上诉人提供证人证言一份，拟证明刘某全程参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双方的会议过程，从而反映本案房屋自1999年到目前为止的一个客观状态。

被上诉人对于该证据的合法性、真实性存在异议。

1、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，证人应当出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，刘某未出庭，从形式上不符合相应的法律规定。

2、刘某作为上诉人的亲属，且不可能每时每刻与上诉人一家生活在一起，证明的内容仅仅是一个传来材料，证明内容不够客观、真实反映案件实情。

因此认为上述证据不能作为本案案情认定的证据材料使用。

本院审查证据认为，证人刘某未出庭作证，其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证明相关事实的证据以达到证明目的，故本院对该证人证言不予采信。

本院认为，一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刘利辉、阳枝仁能否取得涉